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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近亲与远亲（一）：俞家-“开拓者”之家族

2023-12-09 07:23 来源：网络点击：

民国的近亲与远亲（一）：俞家-“开拓者”之家族

文/孙海帆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人血脉相通，亲情相连。

确实，血亲、姻亲不但将“六亲”和“七大姑八大姨”联系起来，也将更多的人连成一张巨大的亲情网。

同姓者相遇常会说“五百年前是一家”，这话应该没错。

而不同宗同姓，来自天南地北不同地域、“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任意两个人也是远亲，这有可能吗？

据说有一个著名的概率算法：即你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有关联的，中间只间隔了8个人。按这说法，这些人可以扯这么多“番薯藤亲戚”，是完全有可能的。

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好奇，本文将进行一次有趣的探究，而为了不漫无天际，这次探究将限于民国时期前后。

我决定，从身边的人开始。

引子：“老俞”

为方便交流，公众号《传记片》建有一个讨论群。

群有中有文化、艺术、新闻、经济、科研各界人士，其中有作家、画家、建筑师、史学家、音乐家、房地产专业人士、新闻记者、影视导演、编剧、演员和制作人、评论家及播音员和主持人。

还有一些名门望族、学者大家的亲人、后人。

我决定从一个叫俞梅荪的群友开始，他也是名门之后。

俞梅荪出生于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后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俞梅荪的爷爷是民国时期蜚声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俞颂华。

“老俞”俞梅荪先生

这些年，俞梅荪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发表了不少俞颂华及家族中其他几位卓尔不凡的前辈的事迹、资料和作品，通过此他还从侧面介绍和披露了与俞颂华有交集的瞿秋白、梁簌溟、陈寅恪、胡愈之、郁达夫等民国人物的往事和趣事，这样说，俞梅荪对自己家族的了解是相当清晰和完整的。

我和俞梅荪先生相识于网络，不过还没有见过面，纯属“神交”，我们经常微信语音，年龄长于我的他不让我称他“俞老师”，一定要我叫他“老俞”。

于是，前些天我又给老俞通了一次语音，这次，我想向他求证几个问题。

“老俞，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我语气有些兴奋，因为我经过“拐拐弯弯”的寻找，发现了一些老俞可能没注意或不知道的信息。

“海帆兄，你说！”老俞每次都这么客气地称呼我。

我开门见山：“据您了解，你们俞家和郁达夫家有关系吗？”

“当然有！”老俞肯定地说：“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叫我奶奶钱梅先干妈的！”

“不不不!”应该是我没说清楚，我补充着追问：“我说的关系不是这种，我是问，郁达夫会是您的近亲和远亲吗？”

“哈哈！”老俞乐了：“那不是，没有这种关系！”

“好！那我再问您！”我开始有点来劲了，因为听上去老俞好像不完全知道自己家族的远亲关系：“您和语言学家吕叔湘、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位律政司女司长梁爱诗以及徐悲鸿的女学生孙多慈，当然还有李鸿章李中堂家的张爱玲有远亲及‘远远亲’的关系吗？”

经过多次通话，其实老俞和我已经不见外了，他哈哈大笑：“你开玩笑吧！这些都搭不上，怎么可能？”

我立刻有些得意和带有“爆料性质”地告诉他：“老俞！俞大哥！俞老师！我今天跟你联系，就是想告诉你，您、郁达夫、梁爱诗、李鸿章、孙多慈、张爱玲都是远亲！”

“不会吧！”老俞又惊又不信：“你从哪里知道的？”

通话时，我正在电脑旁，我打开一张搜集整理了很久的《民国人物关系表》看着上面说：“我先问您一个人，俞沛文您认识吧？”

“那当然！他是我堂伯”老俞开始有些明白我是有备而来：“他是人物关系的关键所在？”他问道！

我看着“关系表”开始向俞老师求证我搜集的资料的正确性。

（1）：俞家--“开拓者”之家族

江苏太仓，别称娄东、娄城、金仓，这是一座历史文化之城，也是文化名人辈出之地，俞梅荪的祖上就来自太仓，仔细看俞家的资料，我觉得可以用“开拓者之家”来形容。

老俞的堂伯俞沛文（1916年出生）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的外交家，他曾经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长达6年（1958年-1964年），多次陪同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后又担任过中国驻苏丹、埃塞俄比亚、奥地利和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衔），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俞沛文的爷爷叫俞棣云，曾任上海电报学堂总办，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887年，他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招去台湾开发电报事业，历经两年半，他创建电报局、完成海底电缆的铺设，对台湾和大陆的沟通与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老俞告诉我，他近日在上海图书馆查询俞棣云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了他和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来往信件，不过，这位清朝的“电报大王”那时想不到，这两家因为俞棣云的长孙俞沛文也是“远房亲戚”。

还是先说说俞棣云家族。

俞棣云不但为我国的电报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儿女也皆有大成，其子长子俞凤宾是中华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女儿俞庆棠是中国成人教育的先驱，而次子俞颂华则是民国著名记者，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记者。

俞棣云长子、也就是俞沛文的父亲俞凤宾，1884年生于上海，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者之一。1915年2月5日，他和21位医师在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医诊所集会，宣布成立中华医学会任会长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后来，他主编该杂志，还著医书18种。1930年，俞凤宾46岁英年早逝。至今，中华医学会总会（北京市东四西大街42号）还一直挂着俞凤宾的照片以示纪念。俞凤宾的8位子女都留学美国并成就卓著，其中儿子俞焕文是我军流行病学创始人之一，另外俞佾文是国家重大项目基建专家、俞秀文是庚款留美博士、俞松文是内科学教授。

俞凤宾（1884年-1930年）

俞棣云的女儿俞庆棠，1897年生于上海。1919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学士学位，是我国成人教育事业的先驱。她1948年担任联合国科学文教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委员会委员，赴美考察战时难童教育。1949年5月回国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由周恩来签发委任状任命俞庆棠为政务院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同年12月4日深夜，她因过度劳累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2岁。周恩来总理参加悼念活动，郭沫若撰写墓碑纪念文。

俞庆棠（1897年-1949年）

1985年，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胶州路601号）校园内建立“俞庆棠先生塑像纪念碑”，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题词“纪念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先生” ，新扩建的教育楼命名为“庆棠教学楼”，并设“俞庆棠纪念室”。2005年，该校举行“俞庆棠建实验民校60周年庆祝会”。俞庆棠的儿子唐孝宣是生物化学教授，女儿唐孝纯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外语教研室主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后为老布什总统）的翻译和助理。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俞棣云的次子俞颂华。俞颂华(1893-1947)早年曾就读于上海澄衷中学和复旦公学政治经济学系(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中学时代，他就关心时事，喜爱读报，立志做一名利国利民的记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俞颂华参加救护队，到革命军的作战前线南京等地救护伤员。1915年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专业，获学士学位。

俞颂华（1893-1947）

俞颂华从日本学成回国后，于1919年4月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发起“社会主义”征文活动，不久便陆续发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稿，刊载了李大钊、陈望道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全文转载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同时，他还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园地。郭沫若最早的两首新体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鸳》，张闻天的处女作《梦》以及叶圣陶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

1920年，俞颂华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特派员的身份赴苏俄采访，一同前往的还有瞿秋白和李宗武。他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前往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俞颂华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记者。在莫斯科期间，他们拜访了列宁、莫洛托夫、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把在苏俄采访所写的通讯寄回国内，分别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发表。1921年5月俞颂华改任两报驻德国特派记者，离苏后写了《旅俄之感想与见闻》长篇通讯。在1921年7月至9月北京《晨报》上分37次连载，翔实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相。

1920年10月，瞿秋白（左）、俞颂华（中）、李宗武（右）前往苏联

1924年俞颂华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教授兼教务长，1928年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并先后兼任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央大学商学院、劳动大学等校教授，讲授社会学、新闻学、伦理学等课程。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编译所、印刷所、东方图书馆被日军飞机投弹焚毁，损失惨重，《东方杂志》暂停发行。同年5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邀请俞颂华进《申报》社创办并主编《申报月刊》，这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俞颂华特邀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人士撰文，讴歌正义和光明，鞭挞反动与黑暗。邀约“一·二八”抗日名将翁绍恒撰写了长篇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在《申报月刊》上连载，还发表了不少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仍由俞颂华主编。他发现向该刊投稿的石西民思想进步且富有才华，即邀请他参加《申报周刊》编辑工作，予以奖掖。以周刊补日报之不足，把办报与办刊相结合，是俞颂华办报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他主编的《申报周刊》图文并茂，精编精干，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最多的刊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4月，当时陕北还是个“禁区”，俞颂华和孙恩霖以《申报》、《申报周刊》记者的身份结伴陕北采访。他们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和毛泽东主席在窑洞里畅谈了一个晚上。俞颂华所写的《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的通讯，完全用事实说话，尽管在新闻检查时被删去不少内容，但仍向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不少真实情况。他在陕北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分期在《申报周刊》上刊登。作为《申报周刊》主编和《申报》总主笔（总编辑），他敢闯禁区，敢于讲真话，敢于颂扬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这在1937年“七·七”抗战前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极为了不起的。他是继斯诺、范长江客观报道陕北实况后的又一名进步记者。

延安城楼（俞颂华摄，原载1937年5月《申报周刊》封面）

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后，直到抗战胜利，俞颂华辗转湘西、重庆、香港、新加坡、桂林、衡阳等地继续新闻和报业生涯，期间他担任了多份报纸的总编辑或主笔，但宗旨都是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但健康却因此遭到损害。抗战胜利后，《大刚报》迁南京复刊，特邀他仍旧担任总编辑。但当他了解到此报已为国民党CC系控制时，而谢绝了。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贫病交迫，无地容身，暂时借住在一位亲戚的小亭子间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到上海江苏路俞颂华家邀他到南京办报，许以汽车、洋房，被谢绝了。他说:“三十年前，我不妥协，三十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还是不妥协。就是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而保持无党派。同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璧山迁到苏州，他应邀去苏州任该院新闻系主任。

1947年5月，上海、南京、北平、昆明等地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苏州大学前身）广大学生积极响应。之后，学潮被当局打压平息，院方听命于国民党当局的指令，开除了相当一部分学生。

在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3楼家中养病的俞颂华闻讯，当即强撑着病体，在女婿葛思恩的搀扶下，连夜乘火车赶到苏州。他手持大杖，找院长据理力争，抗议开除学生。由于心情激愤，加上劳累过度，当场吐血。他气愤地对学生说：“国民党倒行逆施，不长久了。”在俞颂华的努力下，学校将开除的学生改为停学一年或其他较轻处分。他又拿出自己的薪水，资助离校的学生，希望他们不要进报馆去，因为“尽是清一色的论调”，最好去教书，可以边教书边学习，以待来日。他对学生的爱护发自本心，学生们感念在心。由于俞颂华的积极抗争，悲愤交集而吐血，肺病加重，卧榻不起，10月11日在校内宿舍（拙政园内黍香堂）与世长辞，年仅54岁。

俞颂华（前排右二）、俞颂华女儿俞湘文（前排右一）

俞颂华逝世后，苏州社教学院和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先后举行了追悼会。苏州《大江南报》主编冯英子组稿“悼念俞颂华先生”特刊。上海《人物杂志》刊出“悼念俞颂华先生逝世纪念特辑”。上海各大报刊均刊载悼念俞颂华的文章或消息。1947年12月7日，各界人士在上海静安寺举行追悼大会，黄炎培致悼词：“俞颂华以新闻事业为终身事业，奋斗不倦，实是‘新闻界的释迦牟尼’”。《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所送的挽联:“有德有言不朽，无党无派以终。”这是对俞颂华的概括。公祭三天，数千人前往。

1947年12月7日，上海静安寺俞颂华追悼大会上的挽联之一

1990年代以来，俞颂华所撰写的通讯及评论，由女儿俞湘文、葛思恩夫妇编为《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莽萍著《俞颂华》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列为新闻界名人俞颂华故居；江苏省太仓市（俞颂华原籍）设立每年一度“俞颂华新闻奖”。

江苏省太仓市庆祝第十二个记者节暨第六届“俞颂华新闻奖”颁奖活动

俞颂华就是老俞的爷爷，其实，老俞也多次跟我提起过她的奶奶，也就是俞颂华的夫人钱梅先，她也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女性。

俞颂华夫人钱梅先，1895年生于太仓，钱梅先从小冲破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反对裹足并努力求学，成为当时难得的知识女性。她从业教育和金融，积极支持其夫俞颂华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贡献。1982年，俞颂华在去世45年以后，88岁的钱梅先开始被社会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央电视台、鲁迅博物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记者相继前往上海探望，向其了解俞颂华的生平，及其与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交往。她深情回忆俞颂华的大公至正，无党无派，无私无畏，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呕心沥血，艰苦卓绝的风雨一生，成文两万余字（见《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22万字）。钱梅先于1986年去世，终年92岁。

老俞的父亲、俞颂华之子俞彪文(1926-1957)，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也是中国保险业的先行者之一。他崇尚民主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9年没有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担任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委负责人，参与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的制定，组织历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由于为人坦诚，工作勤奋，政绩卓著，曾受到时任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1949年以后，保险业在我国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道，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组织座谈会，请大家响应党的整风号召，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俞彪文的发言切中时弊、受到广泛好评，但在两个月后，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受到围攻。同年7月22日，不忍屈辱，含冤去世，终年31岁。1979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

俞梅荪即老俞是俞彪文之子，1953年生于北京，1957年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含冤去世后，到上海由祖母钱梅先抚养。1969年在上海市安化二中初中毕业，到江西省南城县新丰乡古塘生产队落户务农8年。其间，从东北引种梅花鹿，创办养鹿场，试验用麻醉法锯鹿茸、用太阳能加工鹿茸等新技术取得成效，并在全国推广，1976年被评为全县优秀知识青年，有4篇论文分别刊载在1976至1978年《动物学杂志》（中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办）。1977年回北京顶替退休的母亲，到北京郊外清河毛纺厂当机修工人。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子承父业，到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参与恢复已经停办22年的我国保险业。

俞彪文（中立者）与父亲俞颂华（右立者）合影

俞梅荪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1984至1994年在中南海从业立法10年，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国务院法制局研究室研究人员、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兼职副教授等，参与我国《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参与国家领导人关于法治工作的讲话和文稿、国务院文件的起草，其中后6年为顾明的秘书（顾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亲历我国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