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亲历记（161）长眠地下的六位专家和24万亡灵的挽歌

唐山大地震亲历记（161）长眠地下的六位专家和24万亡灵的挽歌

长眠在小树林里的四位专家

一定能听到地下24万亡灵的歌声

我每年都要到唐山东矿后于家店去，那里有一片小树林。

我每年到那里去三次，清明节一次，鬼节一次，7.28一次。

我都是自己去，那里有着四座坟，埋着河北省地震局的四位专家。

我铲上一锹土，念叨着：给你们加固房子喽。

我每次都是自己来，不让别人和我一起来。

事实上，也没有人愿意和我来。他们知道坟里埋的是地震工作者。那些年，地震工作者这个词，我是不好意思向别人说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心里一直有一层深深的负罪感。

坟里的人有负罪感吗？我问自己。

也许会有，因为他们在地下，也会听到那里24万亡灵的歌声吧。

我点上一大摞火纸。顷刻间，火苗便烫出我的眼泪。

把你们的负罪感都给我吧，我还活着呢，我背着他们，我不怕。

我站在那里，默念着。在附近很多女人的一片哭声里，看着眼前纷飞的火纸……

我1967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1968年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1970年调到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任业务组组长。

我们这个中心台是个条管单位，下辖陡河、昌黎后土桥、北戴河等7个专业地震台。

国务院69号文件下达后，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抓防震。我们对七个地震台的线路、仪器进行了全面更新改造。

1975年5月，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出现明显变化，数值连续大幅度下降，一直持续到1976年上半年。

我和宋宝田把耗子窟窿都堵了

却还是发现数据一直异常

1976年6月份，我和我们组里的一位同志赶到昌黎后土桥。那里的地电观测设备都是新添置的，线路呈十字型在地下埋放，各一千米的极距。

线路埋在野地里，基本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干扰。

我们仨个人，拿着锹，一点点的把埋了三米多深的线路刨开检查。爬上电杆，把所有可能漏电的线路都重新包了一遍，避免下雨漏电有误差，把极板也重新埋了一次。

所有消除误差的工作的都做了，一看地电数值，还是继续下降。

我问和我一起去的宋宝田：“你是啥看法？”

宋宝田说：“很危险，你认为呢？”

我说：“数值是有些异常，判断上也要慎重，咱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我和宋宝田又去了乐亭红卫中学和山海关一中。从两个监测站回来后，我们对两家的预报意见进行了讨论。

乐亭红卫中学用的是“二倍法”，得出了7月底8月初的发震时间，老实说，我们对这个方法有怀疑，怀疑它不准。

而山海关一中报的震级是6.4。

我问吕兴亚：“你测的也太精确了吧，哪有预报报得这么准的？

吕兴亚（山海关一中台站负责人）说：“我们计算的是8.4，这么大的地震，你从哪见过？保守一点，我们才报的6.4。”

我说：“你要实事求是嘛。”

回来后，我们向唐山地区地震办作了汇报，听汇报的赵绍文是个搞行政的。

我说：“从科学的角度讲，现在是摸索阶段，几个台站的做法不能说完全不对。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还是要继续观察为好。”

赵绍文当然不能提出任何专业意见。

省地震局来的六个专家，在震发当晚

鬼使神差般的留在了极震区

6月下旬，河北省地震局五位地震专家，外加一个司机，到唐山来搞地貌调查。

六人在唐山跑了一个多月，查了很多历史资料。7月27日那天，他们和我们台领导开了个交流会，当时我正好也在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贾云年，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学的是地球物理专业，当时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

贾云年说：“地貌变化反映地层变化，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断裂也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京津唐这片区域，地壳应力场变化太剧烈了，有可能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我们中心台的领导问：“那省局的意见是什么？”

苏英俊说：“暂时还拿不准，要回去和领导汇报一下。”

后来，我们领导让我谈谈看法。

我是个直性子。说句实在话，当时，我和贾云年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我说：“断裂肯定要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一次大震爆发前，总会先有局部活动。打个比方，就像扁担折断，先是有裂纹，到了一定程度后，才会咔的一下折了。”

五个地震专家，有三个人对我的意见频频点头。

后来，我们开始聊天气。

苏英俊说：“这天太热了，我们准备连夜赶回去。”

我们领导说：“时间太紧，干脆你们住市里吧。”

苏英俊看看和其他几个人，他们同意都住下。就这样，六人晚上留在了唐山。

我们组有一位搞地电的专家，叫石蕴璇，1952年从中国地质学院毕业。

27日晚上6点多，我们俩从办公室出来，准备回家。

走到院子里，石蕴璇突然对我说：“小刘，昌黎的问题我还是不放心，那是大地震前兆啊，别以为是干扰，咱们要重视起来呀！”

我说：“这样吧，老石，咱们明天上午准备一下，下午找领导汇报。”

说完，我们俩各自回家了。

如果没有老婆的拼死保护

我一定会被愤怒的人群打死在机场

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别。在第二天凌晨的大地震中，老石遇难了。

我虽侥幸逃过一劫，但胳膊被砸断，胸椎第八九十节错位，险些成为截瘫。

爱人让邻居把我扒出来，我被一辆卡车拉送到飞机场。

机场上的人太多了，有活人，更有死人。人死了，就埋在机场的草坪里。

我在一块木板上躺着。整整三天，外地的医疗队才赶过来。

我爱人连忙把我送到医疗队。

一位短发女军医问我：“同志，我是哪个单位的？”

“省地震局，”没做任何思考，我脱口而出。

这句话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七八个人呼啦一下，朝我围拢过来。

“打他个王八蛋。”

“大夫，别给他治，疼死他算了。”

……

我闭着眼睛，因为疼痛，更因为羞愧和恐惧。我不敢睁开眼睛，我怕看到那一双双火一样的目光，瞬间把我点燃。

“大家听我说，我是医生，我的老母亲是得癌症死的，我也没办法。地震和癌症不是一样的么？我们都还认不清呢。他也想作预报啊，大家看看，他都伤成啥样了……”我爱人一边护住我，一边声泪俱下。

当晚，我被转到了辽宁本溪钢铁公司医院。

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月，10月8日回到唐山。

那时，正好“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我到机场指挥部参加了地震工作队。

作为一名地震工作者，我深知自己犯过的错误。我只能以更加努力工作，不断洗刷身上的错误，这样，我的内心才会觉得好受一些。

我们在机场设了一个地震台，通过无线电台收集各县资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第二年春节，也没顾得上回家。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1977年5月份指挥部撤销。

后来，我在监测中心台台长的位置退休。

退休以后，我还总想着地震这两个字。时不时的去单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河北地震局的六人全部在唐山遇难。

苏英俊的儿子从外地赶过来，把他父亲的遗体火化后，抱着骨灰盒回了家。那位司机，是当时他家人开车把遗体运走的。

剩下的四个人：贾云年、周士玖、黄钟和王素吉，被埋在后于家店的小树林里。

和他们长眠于此的，还有我的同事石蕴璇。

（注：本文主人公为原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干部刘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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