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妃虽非皇后却拥有东珠朝珠，薨逝后仪仗仅比皇后少一件

令妃虽非皇后却拥有东珠朝珠，薨逝后仪仗仅比皇后少一件

令妃魏佳氏从贵人历经嫔、妃、贵妃、皇贵妃，并被追封为孝仪纯皇后。多次随乾隆皇帝南巡出游，一生为乾隆帝生下四子二女，是乾隆帝妃嫔中生育最多的一位。其子永琰更是成为清高宗继承人——嘉庆皇帝。

乾隆帝还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四十年（1775年）两次为其母家抬旗，一路抬到镶黄旗。

令妃生前虽为皇贵妃，但其已拥有东珠朝珠，这可是帝后的象征。

令妃薨逝时，其仪仗已达七十六件，仅比皇后少一件，并且最终陪葬于高宗裕陵地宫。生前生后，两世繁华。

令妃生前虽然荣宠不断，但始终未被封后。清高宗不是秦始皇，在令妃之前，清高宗可有两位实打实的正牌皇后——孝贤皇后富察氏和皇后那拉氏。

满清入关后，虽然主动、全面融入汉文化。清圣祖也是出生在北京，地道的北京人。清高宗深爱汉文化，一生留下四万多首诗词。但其在政治传承上，仍然保留了游牧民族的一贯特点。

游牧民族由于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巨大的生存压力，战争是民族的主旋律。游牧民族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与中原农耕民族截然不同。自周朝时，中原便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游牧民族却一直奉行立贤的政策。道光皇帝也是清朝皇帝中唯一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之人。毕竟，三五岁的娃娃皇帝和晋惠帝司马衷这样的痴傻之人，是无法领兵作战横行天下的。

在立贤的民族特性的支配下，却也潜伏着一个重大危机。毕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是傻子。孔门都有七十二贤人，皇子自然不会差。于是康熙年间“九龙夺嫡”的大戏便如期上演。谈不上血流成河，但骨肉相残、兄弟反目的惨剧，仍令清皇室胆战心惊，脊背发凉。

清世宗继位后，便决定采取秘密立储政策。将继承人的名字写在诏书上，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匾额后面。康熙年间的废太子胤礽，便成为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公开立储的皇太子。

高宗延续了这一立储方式，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令妃魏佳氏之子，皇十五子永琰被秘密立为皇太子。令妃若在此期间被册封为皇后，那必然失去了秘密。

可以说，令妃未封皇后，是高宗对嘉庆皇帝的保护，也是令妃不得不作出的名分牺牲。

当然，令妃母家的包衣身份，也有可能影响高宗立后的打算。作为一个包衣，更是一个汉人，为一国之母，母仪天下。对于“十全老人”高宗来说，倒也有些为难。

乾隆六十年（1795年），宣示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同时追封令妃为孝仪皇后。高宗退位之机，大事已定。选择立后，充分说明其前期不立后的心理。这次追封与历代追封亦有不同，并非仁宗追封母亲，而是高宗在有生之年由自己追封，也表现出高宗对令妃的认可和追念。

在清代后宫制度中，皇贵妃是极为尊贵极为敏感的存在，不常设。若立皇贵妃，说明皇后不保。我们从时间线也可以看出，高宗的第二任皇后那拉氏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被册封为皇贵妃，该年首任皇后孝贤皇后薨逝。乾隆三十年（1765年）那拉氏失宠被打入冷宫，同年令妃被册封为皇贵妃，成为事实上的六宫之主。

孝贤皇后富察氏与皇后那拉氏，在高宗做皇子时便跟随于他，分别为嫡福晋和侧福晋。富察皇后的早逝和皇后那拉氏的反目，必然对高宗触动甚大。我们不能忘记，此时的高宗已然五十四岁。

我们可以想象，当前两任皇后纷纷离开高宗，令妃是他唯一的情感寄托，自然情真意笃。此时的高宗想必已然确定，要立令妃之子为皇太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应该也是从此开始，同时也再无立后打算。

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魏佳氏作为皇贵妃主持后宫的这十年，她与高宗的情感到底如何？至少有两件事可以佐证。

一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将永琰秘密立为皇太子。如果这期间令妃失宠，必然会影响高宗的继承人选。二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底，令妃仍然陪在高宗身边。正是在陪伴高宗从热河回来之后，令妃生病，次年薨逝。可以看到，直到令妃薨逝前，她与高宗的关系仍然十分融洽。

令妃除了有姿容，还有才学，这自然很对大才子高宗的胃口。令妃的才学虽无实证，却有旁证。

令妃的祖母和母亲，都是雍正朝册封妃嫔时宣读册文的女官，这可以说明其家庭的文化氛围是有的，令妃自然也深受熏陶。同时令妃的令字，在满语中即为聪明之意。令妃薨逝后，高宗亲自上谥号“令懿皇贵妃”。懿字在满语中也有风采，文采翩翩之意。令妃的封号和高宗上的谥号，可以看出高宗对其才学的认可。这可不是花瓶样的其他妃嫔可比，自然也能加持二人之间的感情连接。

令妃薨逝后，高宗再未立后，甚至连皇贵妃和贵妃也再未册封。这或许是高宗在有生之年对未被立后的魏佳氏的一种补偿和保护。你不是皇后，但你是最后一位皇贵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