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李昪时期内忧外患的朝鲜政坛

哲宗李昪时期内忧外患的朝鲜政坛

和朝鲜王朝后期的很多国王一样，李昪登基上位之后，朝鲜王朝势道政治仍然十分盛行，当时扶持哲宗李昪上位的安东金氏的势力极大，性格软弱的李昪注定成为他们的一颗棋子。除了朝堂的内忧，哲宗李昪统治时期的朝鲜，外患亦从未断过，这一时期清廷遭遇的西方侵略，朝鲜王朝也亲身体验过，这让朝鲜王朝内部人人自危。

内忧

朝鲜哲宗原本生活落魄，个性软弱，一夕之间被安东金氏扶上王位，注定了他将一直被安东金氏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命运。他即位后，拜纯元王后为大王大妃，虽然哲宗已19岁，但因学识不足而每日前往经筵学习，朝政则交给纯元王后垂帘听政，长达两年半之久。而扶植哲宗的安东金氏众臣如金左根、金洙根、金汶根等人则垄断朝政，压制丰壤赵氏，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推向顶峰。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金汶根的女儿嫁给哲宗，被册封为朝鲜王妃，是为哲仁王后，安东金氏借此进一步加紧了对王室的控制。

随着安东金氏势力的膨胀，不仅王室的势力十分衰弱，而且国家也日益崩坏。“锦绣江山春似海，莺花巷陌日中天”，这是哲宗初年的一句赞颂太平盛世的诗，然而现实却与此完全相反。哲宗在位时，朝政更加腐败，文恬武嬉，贿赂公行，地方年年告灾，民不聊生。“三政紊乱”现象开始蔓延，最终导致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民乱”的爆发，此时朝鲜南部到处农民起义，政局日益动荡不安。哲宗在派兵镇压起义的同时，不得不下令设立“三政厘整厅”，承诺改革三政。同时，瘟疫也在哲宗时不断爆发，最大的一次是咸丰十年（1860年）流行霍乱，全国死亡人数达数十万，可见此时朝鲜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哲宗时民间盛传禁书《郑鉴录》，宣扬郑氏将取代李氏，民心骚动可见一斑。

外患

哲宗年间的危机不仅来自朝鲜国内，更有外部欧美资本主义的威胁。哲宗时，欧美列强已经相继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对朝鲜构成巨大威胁，朝鲜国内人人自危，对西洋侵犯充满恐惧。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打败清朝、围攻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亡热河，这一系列消息传到朝鲜时，造成了举国巨大的震动，而《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自由传教的规定也引起了朝鲜的注意。太平天国起义的不断发展客观上加剧了朝鲜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哲宗对此非常忧虑，说：“夫以天下之大，犹不能抵敌，则其锋锐之剽悍，推可知也。第念燕京之于我国，即唇齿之比也，燕京若危，则我国岂晏然乎？且闻彼之所讲和云者，不徒交易之计而已，以其蔑伦悖常之术，欲为传染于四海者也。然则我国亦难免其害，况舟楫之利，一瞬千里者乎？苟其然者，将如之何可乎？预备之策，不可不讲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哲宗派出了以赵徽林、朴珪寿为正、副使的慰安使团，前往热河慰问咸丰皇帝，同时探听消息。临行前哲宗对他们说：“今番使行，即皇城有事之故也。此时异于他时，送卿等之予心，亦甚系变，必须善为往还也。皇城贼匪未知近复何如，而先来便详细探知，从速出送，则可以知中国之信息，可以知卿等之安否矣。”可见哲宗对中国局势的关心。

随着这些消息的传入与蔓延，朝鲜国内一片恐慌，各种流言盛行，京城贵族纷纷落乡，逃往山中避难，甚至朝中大臣也有私自离职外逃者，这从哲宗与左议政朴晦寿的的对话中便可看出。史书记载：“英法陷北京之报至，上下大惊，移老稚妇女及重器于外，大征兵士，以备阴雨，而市民往往胸挂十字架，示其为天主教徒，欲以媚西人而免祸”。崔济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下，为了对抗西方文化侵略，而创建了新的宗教——东学道。但朝鲜鉴于清朝太平天国的影响，对东学道这种民间宗教严加禁止，这使朝鲜的官民对立更加尖锐。不过，哲宗时代虽然依旧严禁天主教，但已经是流于形式，安东金氏一直对天主教持宽容态度，朝鲜政府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天主教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信徒达到数十万之众。

西方国家侵犯的恐慌不仅是来自中国传来的坏消息，也有实际的行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艘国籍不明的外国船炮击朝鲜江原道蔚珍、竹边，咸丰元年（1851年），法国和美国的商船分别出现在济州岛的大静县和东莱府的龙塘浦，咸丰四年（1854年），沙皇俄国军舰驶入元山到图们江口一带。咸丰五年（1855年），法国军舰对釜山到图们江口沿海进行测量。咸丰六年（1856年），数百名法国士兵搭乘军舰在忠清道洪州长古岛登陆，鸣枪放炮，烧杀抢掠，随后又窜到黄海道丰川一带。这些小骚扰使朝鲜的警惕和恐慌不断扩大。